2015/09/25芒果日報--黨國黑幕--戒嚴時代歌唱獄，唱首禁歌要判刑
唱一首禁歌，關你三年：戒嚴年代的歌唱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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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芒果短評】首次的五都選舉，蘇貞昌競選台北市長，在參加大安區的客廳會時，當地的婦女團體以藍營的競選歌曲歡迎他。蘇貞昌接受記者提問會不會感覺尷尬時，蘇貞昌一笑置之，表示這代表不分藍綠都會歡迎他。但是時間轉回到1945到1950年代，如果台灣的樂團，吹奏日本的軍歌歡迎國民黨的軍隊，這群國民黨的鷹犬不會像蘇貞昌一樣一笑置之，他們一定會抓狂，這些黨國鷹犬見到日軍，連戰連敗、不戰而降，但為了發揚阿Q的精神勝利法，開始查禁日本時代的歌謠、民謠，緊接著，對台灣的民謠也開始大規模查禁。這些黨國敗軍之將，無能反共復國，卻在那邊對著台灣本島文青耀武揚威。
禁歌，這其實是對文創的謀殺，國民黨無能反共、無能復國，卻在那邊對台灣人灌輸錯誤的國家觀念、灌輸仇日、恨匪的思想，在這種教育環境下，不但學不到國際觀、學不到創意、卻能對特定的族群培養莫名的仇恨。如此一來台灣人就成了沒有國際觀、沒有創意、沒有思辨能力、沒有美學概念的民族！
拜讀李禎祥先生的文章，我們就知道這些黨國鷹犬，是如何荼毒當時的台灣，我們就要將這些治國無能、整人無數的鷹犬行為公諸於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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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禎祥
文史工作者，台大中文系畢業，現就讀政大台史所。曾任職《自由時代週刊》和《黑白新聞週刊》。長期研究戰後台灣人權和白色恐怖，旁及對台灣史的種種思考。本系列專欄文章，都可視為作者的「台灣懺悔錄」。
1952年 4月14日，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發出一則有趣的公文，由台灣省警務處長陶一珊（歌手陶喆的阿公）轉發各縣市警察局：「據報，目前本省民間音樂劇團所吹奏之樂
譜，多屬日據時代樂譜，其中尤多日本軍樂譜。本省第二次新兵入營，高雄車站歡送時，竟吹奏日本軍艦進行曲，聽後似有日閥捲土重來、又在台灣徵兵之感。」
這 則公文畫面豐富，彷彿為吳念真的舞台劇橋段，或王童、陳玉勳的電影情節「量身訂做」。不過作為全台最高特務機關的保安司令部，顯然對這些活動很反感，臉色
一沉：「希徹底調查民間樂（劇）團使用之日本軍樂歌譜，嚴予禁止取締，以正聽聞，並規定其吹奏反共抗俄歌曲及我國軍歌樂曲等。」
這就是戒嚴年代「禁歌」的一幕情節。「禁歌」這個主題，雖然很多人討論，但主要集中在歌曲本身。事實上，整個廣義的「禁歌」，不僅查禁歌曲，還查禁相關的音樂活動，以及處罰唱禁歌的人。許多人因為唱禁歌而入獄，甚至有人被判死刑！
戒嚴年代，查禁歌曲近900首
另 一方面，當局在查禁「反動歌曲」或「靡靡之音」的同時，也推出「愛國歌曲」和「淨化歌曲」。愛國歌曲的數量，學者李筱峰曾收集到315首；淨化歌曲應該更 多。這些「為政治服務」或「因應政策需要」的歌曲，藝術性和趣味性當然遠不及禁歌。但那是一個「非常時期」，不正常就是正常，正常就是不正常；什麼歌該
唱，什麼歌不該唱，老大哥說了算。
台灣最早大量查禁歌曲，是1947年二二八前夕。當時國共戰爭已
經打得火熱，但主要戰場在華北，東南沿海仍歌舞昇平，看在國民黨眼中頗不是滋味。1947年2月8日，行政院發出訓令，聲稱：「沿海一帶城市，在淪陷期中
受敵偽文化之麻醉，流行各種淫靡調曲…於社會人心影響至巨，仍應嚴加取締。」
這些歌曲內容談不上 「淫」，但就是「軟」，主要是情歌；也有少數左翼歌曲，如聲援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內戰的〈保衛馬德里〉和〈前進西班牙〉。這次流行歌查禁了89首，外加 52首雜曲、相聲、戲劇等。被禁的情歌，多是當年走紅的金曲，如天涯歌女、桃花江、桃李爭春、莫忘今宵、滿場飛等；歌手也是周璇、嚴華、姚莉、姚敏、白虹
等大牌明星。
1949年底，國民黨敗退來台。1950年6、7月，擴大查禁歌曲，在1947年的名單基礎上繼續補充，總共禁了162首歌，新禁歌曲包括夜上海、何日君再來、等著你回來、良夜不能留、如果沒有你、義勇軍進行曲等。當時還沒禁到台語歌。
往 後禁歌逐年增加。1961年6月，警備總部公布包括〈三年〉在內等257首禁歌，及十項查禁標準：一、意識左傾，為匪宣傳；二、抄襲共匪宣傳作品之曲譜；
三、詞句頹喪，影響民心士氣；四、內容荒謬怪誕，危害青年身心；五、意境誨淫，妨害善良風化；六、曲詞狂蕩，危害社教；七、鼓勵狠暴仇鬥，影響地方治安； 八、反映時代錯誤，使人滋生誤會；九、文詞粗鄙，輕佻嬉罵；十、幽怨哀傷，有失正常。
1964年， 警備總部和省新聞處公布的禁歌有486首；1988年增加到898首――這大約就是戒嚴時期禁歌的總數。這些禁歌把很多台語歌禁了（如雨夜花、燒肉粽、杯
底不可飼金魚），把很多華語流行歌（如負心的人、熱情的沙漠、今天不回家）也禁了。如果用數字排列，從給我一個吻、三八歌、十三點、五月相思、一家八口一 張床、一年換二十四個頭家、五寸相思六寸愛情，一直到月兒彎彎照九州、愛你三百六十五年等，可以排出洋洋陣容。
這 是一場意識形態的大作戰。國民黨政府的意識形態是右派的、反民主的、大中國的、軍事化的，和這種意識形態不對盤的歌曲都會被禁。情歌一定要含蓄，不能太刺
激或太哀怨，否則會「軍心渙散」。禁到後來更是杯弓蛇影，如橄欖樹、向日葵、一條日光大道等，都因歌名或歌詞被疑為有「中共概念」而遭禁。這些禁歌史，其 他文章多有述及，茲不贅述。
與此同時，官方也推出一系列反共、愛國、戰鬥歌曲來「鼓舞士氣」。如1949年由孫陵作詞、李中和作曲的〈保衛大台灣〉，就是殺氣騰騰之作：
…敵人來一千，我們殺一千！敵人來一萬，我們殺一萬！完全徹底乾脆殲滅，絕不放鬆奸匪生還！殺盡共匪，打倒蘇聯！保衛台灣，保衛民族聖地！反攻大陸，光復祖國河山！
但正經八百推到極致，稍微一撥，就會變成最不正經。這首歌唱沒多久，就讓人想入非非，覺得好像迎合共匪「包圍打台灣」，隱藏邪惡的陰謀。於是〈保衛大台灣〉很快從三軍教唱，變成全面禁唱。還好孫、李兩人都是有名的「思想忠貞」人士，沒有受到追究。
歌唱之獄：輕則感化，重則死刑
相形之下，另一個相似的案例就沒有那麼幸運。1960年代，有一首慷慨激昂的愛國歌曲〈命運靠自己創造〉，原本歌詞如下：
天不靠，地不靠，本領最重要。有理想，有目標，努力向前跑。鼓動時代的高潮，開闢自由的大道；消滅那豺狼虎豹，命運靠自己創造。靠自己創造，靠自己創造，靠自己創造！
不過這段歌詞，根據官方指控，一位海軍士校生沈有聰將它改編成：
天不靠，地不靠，跟著共匪跑。帶著槍，帶著刀，跟著共匪跑。鼓動時代的高潮，開闢自由的大道；消滅那豺狼虎豹，雞巴靠自己創造。跟著共匪，跟著共匪，跟著共匪跑！
從 沈有聰只有17歲，這首歌是私下在唱，加上「雞巴靠自己創造」這種無厘頭歌詞來看，很難看出他有任何「犯意」。簡單來講，這種改編就是時下典型的 Kuso，好笑好玩，上網或許還有不少點閱率。然而沈有聰生錯了時代，軍方不懂幽默，不許雜音，將他以「為匪宣傳」罪判刑3年。
無獨有偶，和沈有聰同校也是同年紀的沈孝峰，也被指控將這首歌改唱為「天不怕地不怕，只怕踢正步，跟著共匪打倒中華民國」云云，被依「為匪宣傳」罪判刑3年6個月。
唱歌原本是輕鬆的，但戒嚴年代的氣氛草木皆兵，在言論獄、文字獄之外，也不乏「歌唱獄」。1952年，一位文書兵韓天琦，被官方指控在部隊編唱「為誰辛苦為誰忙」的小調，「擾亂軍心」，被交付感化。
1958 年，高雄一位公務員褚耀，被控在他的宿舍唱〈流亡三部曲〉，並被搜出日文版的《魯迅全集》，交付感化；1960年，一位判刑10年的政治犯謝克倫，刑期屆 滿卻在獄中唱「匪歌」，加判感化3年；1963年，一位廣東人余珠，也被控在寢室唱「匪歌」〈我是一個兵〉並書寫「抗美援朝」文字，也被交付感化3年。
秧 歌是中國陝北的民間歌舞，1940年代被中共改編利用，作為群眾運動工具，發揮強大動員力量，為國民黨政府所忌。台灣白色恐怖期間，至少有四起政治案件與 之有關：周烈才案、劉民康案（兩人都因在1954年扭唱秧歌舞，被交付感化），陳恆昇案（1953年以簫子吹奏秧歌，1960年發表二二八言論，提到蔣軍 對台灣人掃射、活埋、裝麻袋丟河，判刑7年）、李振風案（國校教員，教學生抄錄船夫曲、秧歌舞曲、我們為什麼不歌唱、蘇聯民歌等，又經常閱讀「反動書刊」，1962年交付感化3年）。
「歌唱獄」一般都判感化，但極端的例子是死刑。1955年，一位 25歲的台北工專（今台北科技大學）學生宋錫璋，被調查局追究他從1945年到1950年的舊帳，包括讀杭州中學時看左傾書刊、參加學潮；來台後在台鹼公
司「宣揚匪政，詆毀政府」，以及唱〈農民分田歌〉和「偽國歌」等。
這些雞毛蒜皮的細節，顯示特務已經觀察和記錄他多時。這正是白色恐怖可怕的地方，你永遠不知道哪個（或哪些）親近或陌生的人，正在將你「建檔」，長期監視追蹤；待時機成熟，再將你告發，好拿獎金。宋錫璋就是此例。
但這些小事，即使全部加總，也絕對罪不至死。事實上，宋原本只判感化3年，上呈總統府，覺得太輕，一口氣重判12年；再上呈蔣介石，又覺得太輕，改判死刑。從感化到死刑，這是筆者所見最誇張的加重判決，極慘的冤獄。
歌 唱獄不限於左翼案件。1980年代黨外「歌神」邱垂貞，在美麗島事件入獄，只因為他在現場唱了雨夜花、補破網、望春風三首歌曲，判刑4年。根據呂秀蓮的 《重審美麗島》，邱垂貞在獄中受到刑求：「連續十天坐在椅子上，一遍遍寫自白，四天四夜不睡，拳打腳踢至胃出血。」邱垂貞案屬於白色恐怖後期，前期的刑求
只會更重，不會更輕。
禁歌不只唱的人有罪，賣的人也有罪。話說台灣早期歌壇，演藝事業最大的「夢工
廠」不在光鮮亮麗的台北，而在很多違章建築和地下工廠的三重。它是唱片業的大本營，台灣有七成唱片公司群聚於此。捧紅的歌星，從洪一峰、陳芬蘭、尤雅，到 鳳飛飛、江蕙。其中也有訴求小眾的唱片公司，例如女王唱片，即專門出版中國戲曲，如京劇、越劇等。
但 在戒嚴年代，出版中國戲曲的風險不小，只能守舊，不能創新。1970年，「女王」負責人黃榕垣被捕，交付感化3年，因為他被控翻製中國評劇《花為媒》影片
的全部插曲，灌成唱片，改名「四季花開」發行。《花為媒》取材《聊齋》，是一齣娛樂性很高的喜劇，內容與政治無關；只因是「匪區」出版，就被當局當成「匪 劇」列禁。
禁歌不只賣的人有罪，寫的人也有罪。已故的音樂大師蕭泰然，旅美期間和許丕龍（歌手許景淳的阿爸）合作，創作〈出頭天進行曲〉。這首歌在1980年代響徹雲霄，參與街頭運動者無人不曉，蕭泰然卻因此被列入黑名單，直到1995年才回到台灣。
台 灣戒嚴年代的政治空氣，就像當今北韓。表面上全國一致「擁護領袖、效忠政府」，其實軍民一片苦悶。軍人的苦悶更大。許多老兵不准結婚、不准退伍、不准反攻
（蔣介石的「一年準備，二年反攻，三年掃蕩，五年成功」成為20世紀最大芭樂票），卻不斷要上政治課洗腦。心情苦悶，前途茫茫，開始有人厭世自殺。這些自
殺事件很快都被封鎖，除非成為鬼故事在部隊流傳，否則外人不得而知。
不過，一位流亡學生出身、在林口當過兵的殷勝祥先生，揭露1950年代發生在林口的一則禁歌故事：
（某 日）天微亮，衛兵看到樹上有「東西」擺動，近前一看，是一名上吊自殺的老兵。消息傳開，好事者用〈櫻桃樹下〉的調子，換上新詞：「那老兵一個一個樹上掛，
那新兵一批一批回了家…」很快在軍中樂園、茶室、小餐館、彈子房、理髮店流傳開來，一陣混亂。國防部急忙派人清查抓匪諜，〈櫻桃樹下〉也變成禁歌（林口地
區）。
和前述〈跟著共匪跑〉相比，這首〈櫻桃樹下〉已經不只是Kuso，而是控訴；不是一個人的搞怪，而是一群人的共鳴。如果國民黨政府聰明點，應該知道這種自發性的歌曲，比「匪歌」的威脅性更大。但這是國民黨自己打的死結，一切只能靠鎮壓。
禁歌雖是小題，卻承載著政治學、社會學豐富的意涵，值得更深入探討。從戒嚴到民主，就是「唱歌權」從政府轉移到人民手中，人民不會再因唱歌而被抓去感化、列入黑名單，甚至判死刑，確實就像太陽花的那首主題曲：島嶼，天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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